時間：2021-04-0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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張濤院長所著《易學•經學•史學》一書再版，于2020年12月由北京師范大學出版集團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發行。
本書涉及易學、經學、史學這三個相對獨立而又相互聯系甚至密不可分的學術領域。易學方面，將考察范圍擴展至受《周易》及易學啟示、影響的全部歷史過程及學術文化現象，對一些易學史上的重要問題作了有益的探討。如關于《易傳》的學派歸屬，書中認為《易傳》是戰國時期綜合百家、超越百家的產物，不能簡單歸入某一家。經學方面，對《詩經》《孝經》等儒家經典及經學發展史，對經學與中國傳統社會之間的互動關系作了系統考辨，并對20世紀儒家經典研究成果進行了總結。史學方面，對漢代劉向等重要史家、史籍及其版本源流、思想內涵、史學價值等進行了深度探究。
文章來源： 北京師范大學中國易學文化研究院
附：
《易學•經學•史學》自序
張 濤
本書收入的文字，是筆者二十多年來進行學術探索的一點心得和體悟，大致涉及易學、經學、史學這三個相對獨立而又相互聯系甚至密不可分的學術領域。
《易》為群經之首、大道之源，《周易》經傳研究、易學研究已經走過相當長的發展歷程，有關的著述可謂汗牛充棟，直到今天還是一個學術熱點。然而，由于種種原因，這些研究往往只是在傳統經學的范圍內周旋，把注意力放在典籍授受、經傳注釋、學派演變等問題上，關注的是那些專門的易學著作，那些專治易學且有著述傳世的易學家，而未能緊密結合社會政治背景和思想文化氛圍展開多視角、全方位考察，致使易學史上的某些階段幾乎沒有什么內容可講。比如秦漢易學，以往對秦代、西漢前期、東漢前期易學的研究都顯得有些薄弱。最近一些年來，隨著考古發掘出土的相關文獻增多，這種情況有所好轉，不過目前尚未見有什么根本改觀。這就是說，現在突出的問題是，易學研究范圍較窄，研究對象較少。我們應該擺脫傳統的研究內容和方法的束縛，將考察的范圍擴展至受《周易》及易學啟示、影響的全部歷史過程和學術文化現象上來。易學的研究對象，應當包括《周易》和易學啟示、影響下的整個思想文化領域，包括曾經研究易學、運用易學的所有重要人物和著作的思想主張，而不管這些人物是否是有所師承的易學家，不管這些著作是否是專門的易學著作。只有這樣，才能全面了解、把握易學發展的軌跡和規律，認識、解讀當時的社會政治和思想文化現象，從而推動易學研究的不斷深化和拓展。筆者的易學研究，就是本著這樣一種認識展開的。
作為詮釋和研究儒家經典的學問，儒家經學以孔子及儒家思想學說為核心和立足點，同時或隱或顯地對其他各家學說兼收并蓄、綜合去取，構成了一種方法獨特、內涵豐富、具有強烈的政治色彩及積極的入世情懷的學說體系和理論學說。自漢武帝以來，儒家經學以其特有的適應性和旺盛的生命力，在中國傳統社會被尊奉為統治思想和官方學術，對文明發展和社會進步，對中華民族心理素質、道德規范、思維方式、價值取向及性格特征的形成和延續，都有過重要而深刻的啟示和影響。所以在筆者看來，很有必要撰寫專文，對《詩經》《春秋穀梁傳》《孝經》等儒家經典及經學發展史，對經學與中國傳統社會、傳統文化特別是漢代社會和文化的互動關系，進行系統考察、深入研究，并且對20世紀儒家經典研究的成果進行全面探討和認真總結，從而為人們在這些領域中進一步開拓創新提供重要的資鑒。
我國是一個史學高度發達的國度，而在中國史學發展史上，漢代又是一個極為重要的階段，一批優秀的史家、史籍相繼誕生，其中最著名的當推司馬遷及其《史記》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司馬遷的史學曾受到董仲舒的啟發和影響，而這種啟發和影響又是深刻的、多方面的。西漢后期的劉向、劉歆父子，也對史學發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，盡管此時經學繁盛致使史書未能在其父子共同撰成的《七略》中獨立一類。另外，劉向編撰的《列女傳》，作為中國第一部婦女通史，在當時及后世影響頗巨，其版本流傳、思想內涵、史學價值及文學成就等，都有必要進行認真、深入的探討和研究，都應該引起我們的高度關注，從而彌補學術領域的某些缺憾。這樣，筆者就撰成了書中的相關文字。
多年來，筆者一直從事中國傳統經史的科研和教學工作，早先的興趣和關注點是在先秦兩漢，雖然曾經閱讀、整理、征引過惠棟、錢大昕、邵晉涵等清代乾嘉諸老的學術著作，卻也談不上有什么系統、全面的考察和研究。然而，筆者始終不忘前輩學者這樣的教誨：要搞好中國學術思想史研究，必須吃透兩頭，在研究先秦兩漢時，應注意清代以降；同樣，在研究清代以來的學術時，也應該重視先秦兩漢。惟其如此，才能真正做到司馬遷所謂“究天人之際，通古今之變，成一家之言”。面對這樣一個學術高度，筆者自知難以真正企及，但雖不能至，心向往之，力以赴之。于是，就有了書中關于清代以來易學、經學尤其是史學發展之內容的推出。
至圣先師孔子曾這樣評述自己的為人：“默而識之,學而不厭,誨人不倦”, “發憤忘食,樂以忘憂,不知老之將至”[①]。孔子這種自強不息、積極進取的精神，始終影響著、激勵著筆者的生活和工作。歲月無情，人生易老，筆者已于不知不覺中到了“知天命”之年，但是卻絲毫不敢忘掉自己的社會責任和文化使命，在追求學術真理的道路上幾乎沒有懈怠過、彷徨過、消沉過，盡管取得的成績還很不理想。真誠希望今后能夠繼續得到學術前輩、學術同仁的指正和幫助，以使筆者一如既往地保持學術生命之旺盛活力，從而為社會進步、文化繁榮和學術發展做更多有益的事情，這里先行致謝！
另外還要特別說明的是，在撰寫、編校本書的過程中，學生項永琴、王蘇鳳、張兵、袁法周、董焱、孫照海、袁江玉、李燕、張緒峰、汪鵬、范麗敏、王珊、蒿鳳、金華、姜世東、王榮優、孔令昂、張倩郢、劉炳良、孫萍萍、苗盛林、孫世平、于磊、曹曉偉、王曉夢、熊藝鈞等都提供了很多幫助，孫錫芳、任利偉、續曉瓊、王冉冉、史海威等更是為書中的幾處文字撰寫了初稿，筆者也要向他們表示由衷的感謝，并真誠地祝愿他們前程似錦，大吉大利！
張 濤
2011年10月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