時間：2025-07-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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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讀《古法論命綱要》有感
——兼論命理“復古”主義
初讀陸致極先生《古法論命綱要》是去年的事。該書梳理了“古法”的發展脈絡，還原了“古法”論命模型及推演方法，逐一介紹了與“古法”相關的經典，并對“古法”的歷史地位做出了公允的評價。
今年命學界“復古”聲浪又起，甚至有人斷言命理學未來10年必定是“復古”的世界。于是，我又重讀《古法論命綱要》，對“古法”有了更深入的了解。下面談點個人看法，供同好參考。
一、《古法論命綱要》是研究古法的典范
如何對待命理古法，確實是值得重視的問題。但不管立場如何，首先得有一個科學研究的態度，不能因為喜歡就說它完美無瑕，也不能因為憎惡就說它一無是處。中國學界尤其在傳統文化領域，常耽于立場先行，甚至拉幫結派，搞門派斗爭。這些都是問學之人所不齒的。
熟悉陸致極先生的人都知道，他原本研究語言學，有多本著作傳世，卻因早年與命理學結下的奇緣而轉為從事命理研究，并將命理學現代化、科學化、學術化作為一生志業。為什么倡導現代化的人要去研究“古法”呢？
（一）《古法論命綱要》是關于命理古籍的知識考古學
陸先生在《古法論命綱要》自序中坦言：
十年前寫作《命運的求索》的時候，對古法經典只是做了瀏覽和提取要義……這次，真是下了決心，叩門走進櫥窗，跟這些模特兒（指古法）面對面的對話，了解她們穿戴的這些服飾的設計思路、特征以及它背后要表達的沒學理念。
這是典型的知識考古學獨白。有社會科學研究背景的人都知道，知識考古學的核心是通過梳理話語的歷史形成過程，揭示知識（尤其是人文社科領域的知識）如何在特定的歷史語境中被建構，而非將知識視為客觀、永恒的真理。它不關注知識的“正確性”或“進步性”，而是聚焦知識背后的權力機制、話語規則和歷史條件 —— 即某一時期的知識為何以特定形式出現，哪些話語被認可為“真理”，哪些被排斥為“異端”，這些背后隱藏著怎樣的社會、政治或文化邏輯。
陸先生的《古法論命綱要》正是秉持這種知識考古學的研究態度，對“古法”經典進行了一系列的知識考古。在該書中，他從六十甲子納音談起，參考睡虎地秦簡、銀雀山漢簡所涉內容，考證六十甲子納音的起源，并通過對敦煌寫本甲乙兩種釋文的比較，對六十甲子納音進行了深度解讀。在此基礎上，陸先生從《李虛中命書》講起，對《玉照定真經》《珞琭子三命消息賦》《巫咸經》《五行精紀》《三命指謎賦》《應天歌》《蘭臺妙選》等“古法”經典進行了逐一釋讀，并從這些經典中復原了“古法”的論命模型和推理方法。他特別指出，“古法”或者說李虛中三命法的論命框架，就是三元四柱，推理的基本工具為納音五行。在此基礎上，他又從“三元九限”出發，對“古法”如何推算本運、大運、小運做了歸納。最后，通過梳理古法與今法的交叉發展，回顧了古法逐漸“隱退”、今法最終取代古法的簡要歷程，重點分析了這一變化的歷史原因。
在陸先生看來，“今法”對“古法”的替代完全是一種范式對另一種范式的替代，并從思想史的角度，分析了兩種不同范式產生的社會歷史原因。他指出，古法“以年為主”的論命范式，恰好反映了當時社會盛行門閥制度的社會現實。今法“以日為主”的論命范式則出現在門閥制度逐漸消退之后的宋朝時期，正是個人因素在科舉時代的重要性，才使得論命主體從以年為主轉變為以日為主，這自然也是當時社會歷史變遷的反映。
現在有一種看法，認為李虛中所處的時代已然實行了科舉考試，但為什么他所創立的“三命術”依然“以年為主”呢？產生這種誤解可能有兩個原因：
一是對門閥制度的發展歷史了解不夠透徹。盡管隋朝即已開始科舉取士，但門閥制度在有唐一代依然盛行，直到宋朝建立才逐漸退出歷史舞臺。所以，李虛中受門閥制度的潛在影響勢所必然。
二是對學術思想史的發展規律認識不足，缺乏基本常識。學術思想史是后人對前人學術成果的歸納總結。任何學術思想都有其時代背景，也必然受到所處社會歷史的深刻影響。但這種影響往往是潛移默化的，身處其中的學者或者思想者往往感受不到它的存在。比如說我們命理學的祖師爺在創立“以年為主”論命框架時，可能根本就沒意識到門閥制度在思想上對他們的影響，但門閥制度對他們的所思所想必定是有深刻影響的。
為什么會產生“以年為主”的論命架構及其理論呢？這背后固然與理論提出者個體有關。作為一種思想，它的產生固然要受個體的影響，不同個體有不同的思想。但思想所處時代的影響，必定大于個體差異產生的影響。也正是基于這樣的認識，后人在做思想史研究時，往往更加注重發掘社會歷史因素的影響。
為了讓讀者更清楚理解這個道理，我們把話說得更直白一些。認定“以年為主”的論命思想受門閥制度影響，這是后世學人研究得出的結論，而不是先師們事先體悟到門閥制度對他們的影響（當時也沒“門閥制度”這個術語）。但是，不能因為先師們沒有體悟到門閥制度對他們的影響，就說他們的思想沒有受到門閥制度的影響，就跟我們本身沒有見到磁力線就否定磁場對我們的影響一樣。論命主體的變化實質是學術思想的變化，而思想的變化必然與時代變遷有關。這在思想史上就是基本常識，不是靠謾罵就能否定得了的。
（二）“古法”研究的難點何在
現在，命理學界出現了一股以“復古”為口號的小群體，頗以主流自居。但不得不說的是，研究“古法”是有門檻的。實事求是地說，不是那些以“江湖派”自居者能懂得的。難點何在？一是現存“古法”典籍數量有限且版本不一，且金沙雜陳，難以辨別。二是現存古法典籍大多文字古奧，難以理解。這里面，既有文字的原因，也有基礎知識的原因。文字的原因得多說兩句，命理之學在民間過去多以口口相傳為主，極少有文字流傳。還有就是有些命理師為了保密，故意將文字藏頭去尾，寫得晦澀難懂。加上命理中用到的知識多數脫胎于天文歷算，沒有這方面知識是讀不懂的。三是古法典籍中缺少具體案例，社會上也未見古法命書實物。有這些“致命傷”，后人就難確切知道古法論命的完整體系了。至于今日那些依靠“今法”排盤軟件擺弄出來的所謂“古法”論命，也就哄哄小孩而已。據說那些標榜“古法”論命者頗有市場，常出入達官貴人之所（據其徒眾講），可謂春風得意馬蹄急。我就納悶了，那些達官貴人應該是有一定文化的，可他們為何就那么容易被“古法”大師們唬住呢？其實，韓非子早就說過：畫鬼易，畫犬馬最難。犬馬誰都見過，畫的像不像，一眼就能看出來。至于畫鬼，因為誰也沒見過，他說是，咱也沒法反駁。同樣的道理，典籍里沒有具體例子，市面上又沒有古法論命的留存物，他用今法的APP排盤卻硬說就是古法論命框架，有識之士難道還會去跟這種咬定“三七二十三”的人爭辯嗎？
陸致極先生正是出于讓更多的人真正了解“古法”，從可見的“古法”原典入手開展研究，形成了這一劃時代的“古法”研究成果。
這對于中國命理學界無疑是一種福音。但是，個別號稱獨得“古法”秘技者卻以“書房派”呼之，以“書生論命”損之，這又居心何在呢？本來學術爭鳴嘛，你有不同看法，寫書發文章辯難就是，何以要進行人身攻擊呢？無他，陸先生的最新研究成果戳破了他們的畫皮，讓學界同仁和廣大的命理愛好者看到了真實的“古法”！你根據原典復原了古法論命的真實架構，坦言具體的操作流程，這讓我再到哪里去扮“神仙”蒙人呢？對于這樣的人，翻臉大怒是不足為怪的。
二、《古法論命綱要》的學術價值
一提到學術價值，可能又要被某些人譏為“書房派”了。如果有人這樣稱呼我，我倒是非常樂意接受。稍有常識的人都知道，從李虛中到萬民英，從沈孝瞻到徐樂吾，這些命理大家無一不是妥妥的“書房派”。能與這些祖師級的“書房派”同列自然是求之不得，只是小可自知無此德行與能力罷了。我們今天能有古籍可供研究（包括今法），不都得感謝當年的“書房派”嗎？陸先生的研究至少有以下三方面的學術價值：
（一）首次復原古法論命體系
該書通過對古法經典文獻的解讀，展現了古法的發展脈絡，從《李虛中命書》《玉照定真經》《蘭臺妙選》等典籍中復原了古法論命的模型——“三元四柱”，并對以納音為工具的推演技法以及需要注意的事項（比如要關注輕重、盛衰等）作出了闡述，指出僅看干支特殊組合論命的不足，客觀評價了古法及其典籍的價值。
（二）倡導了一種科學化的學風
該書的價值不僅在于復原“古法”樣貌，更在于通過結合歷史語境的剖析示例，展現了一種科學化、規范化的學風。陸先生曾在多本書中袒露了將命理學領入學術殿堂的初心，所以他始終堅持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。他研究古法，也是老老實實從文本研究入手，分析文本的本來意義和傳承關系，并未借此自高身價或者宣稱什么發現。這無疑給后學者樹立了命理學研究的榜樣。當然，那些打著“復古”旗號的人或許并不在乎什么學風。他們慣用的伎倆就是故作高深，打出玄之又玄的招牌，說些神秘兮兮的江湖話術，蒙騙無知。
（三）揭示了古法到今法的演進邏輯
陸先生通過對《李虛中命書》《五行精紀》等古法典籍的梳理和解讀，揭示了從“以年為主”和以納音為主的古法轉變到徐子平確立的“以日為主”“ 專主五行” 的過程，用事實證明今法并非徹底否定古法，而是在繼承干支五行框架下，通過方法論重構實現論命范式的革新。這個過程的演進理路，就是從經驗總結到邏輯推演，從服務貴族到服務大眾，從神秘主義到理性化分析，揭示了從古法范式向今法范式發展的必然規律。
陸先生特別指出，在古法“隱退”之前，萬民英等大家曾竭力為其“生存”作過最后努力，提出“以五行為經，參之以納音為緯”的解決思路。但“古法”最終并沒有如萬民英所愿，它在明朝中葉以后還是從主流命壇上“隱退”了。值得注意的是，陸先生在《古法論命綱要》中，只講“古法時代的終結”，并未講“古法論命的終結”。這樣的表述，與他“研古而不復古”的主張是高度契合的，也是始終如一的。
陸先生還在一篇文章中用科學“范式”的嬗變原理，對“今法”取代“古法”作出了學理上的分析。有興趣者不妨找來一讀。
三、對“復古”主義的思考
當前，命理學界有人主張理直氣壯的“復古”，并說“復古”是未來10年的主旋律，提出“星平蘭臺共參”和“八字多主論”，自認為完成了萬民英未能完成的任務（就這么自信！），“填補了五百年來三命術實踐運用空白”，已成“近百年來命理學術水平的最高代表”。看過金庸武俠小說的人，相信對這種目空一切的自嗨場面并不陌生。但那些自封的諸多尊號含金量到底如何呢？像萬民英那樣的大家都未能完成的任務，你就敢說完成了？再說，五百年來名家輩出，像沈孝瞻、陳素庵這些人物都是進士出生，學富五車，尤其是陳素庵身為弘文院大學士，且不說學養和能力，就他所能見到的命理古籍恐怕也是今人難以企及的吧？這五百年來就你看過《三命通會》？就你知道萬公提出的設想？
本人素有精神潔癖，本不愿搭理這些囈語，但良知又非逼著我說幾句不可。
（一）“復古”與“研古”的區別
最近，我翻看了一些關于“復古”的文章，發現有一個通病：作者從不談“復古”的概念。什么叫“古”，什么叫“復古”，都沒有明確的界定。個人覺得，概念的界定是任何討論的基石，否則就會出現論戰雙方自說自話的場面，鬧出雞同鴨講的笑話來。
通常意義上講，“復古”指的就是復其舊貌，基本要求就是不走樣不變形，更不能是掛羊頭賣狗肉。有人說：我們說的“復古”就是指“復”到“三命術”。那好，什么叫“三命術”？“復古”派可能會說“三命術”就是李虛中創立的“三命術”。再追問李虛中創立的“三命術”是什么？他們就不知道了——因為他們從來沒給出過答案。陸致極先生倒是從《李虛中命書》中復原了“三命術”的論命框架和方法，但他們又不認可。更逆天的是，居然有人連先師李虛中也不放在眼里，甚至剝奪了他的創始權！有人在自著中聲稱，“若上不精通五星法，下不精通子平法，是不太可能全盤掌握李虛中三命法的”。照他這么講，李虛中顯然也不掌握李虛中三命法——因為李虛中的時代壓根就沒有子平法，他哪精通去？
更深一層講，這里還涉及到“三命術”與“子平術”的關系問題。陸致極先生早就說過，“子平術”脫胎于“三命術”，是對“三命術”的繼承與揚棄。二者的區別主要在于：其一，“三命術”以年為主，采用的是年（含祿、命、身三元）加“胎、月、日、時”（四柱）的論命架構；“子平術”以日為主，采用的是“年、月、日、時”四柱。其二，“三命術”以納音為主要論命工具，雖不排斥河洛五行，但主要用納音生克；“子平術”舍納音而專用河洛五行。其三，“三命術”主要以干支的特殊組合定格局，并以此斷人禍福；“子平術”則通過十神之間的生克關系推算其成敗壽夭。總的來看，“子平術”繼承了“三命術”中的精華，比如五行生克制化、部分十神內容（“三命術”有類似的表述）、旺衰等等，都來自“三命術”。
正確的態度是什么呢？那就是“研古而不復古”。用實證的方法，通過統計和大數據手段，找出古法中可以證實的理論和方法，而不是做全盤接受的“復古”。
（二）“合參”與“復古”不能同時成立
“合參”可以說是“復古”派最具誘惑力的話術。咋一聽，不就是用各種方法都算一遍，然后綜合參考而用之嘛。但他們所說的“合參”并不是這個意思，而是將本不屬于同一個體系的指標和方法東拼西湊放在一起。這樣的“合參”是大有問題的。而且“合參”這個詞恰巧暴露了“復古”派的軟肋。因為“合參”與“復古”在邏輯上恰好是不能同時成立的。
前面已經講過，“復古”乃復其舊貌，而且不能走樣（這其實是做不到的，前面已經論述過了）。為了論證方便，我們姑且認為能夠不走樣地“復古”，將“五星術”、“三命術”和“演禽”都一一“復活”。那好，這些“古法”是不是都有其獨立的系統和方法？如果承認這一點，那你告訴我，怎么“合參”？退一萬步說，你將A系統的元素用在B系統上，而且也恰好成功了。那你“復”的什么“古”？記住，“復古”是有其標準的，決不是隨意的胡亂嫁接。
如果聽不懂“合參”與“復古”在邏輯上不能同時成立的道理，那好，咱們專門來討論“合參”的可能性。
我們拿二進制和十進制來舉例，二者完全是兩種不同的算法，你怎么“合參”呢？為了說明“合參”的不可能，我們再用“五星術”和“子平術”來說明。眾所周知，子平術以四柱干支為基，五星術則以黃道坐標立論，二者在宋代已分道揚鑣。為什么現在極少有用“五星術”的？因為它往往需要復雜的天文觀測和計算，歷史上屢屢因為觀測技術的局限和歲差處理等原因出現錯誤，最終在明末清初被官方判了“死刑”。現在除了國家天文臺，試問有誰知道五星在某時某刻的準確坐標？又如何轉換為可以通約的運算單位？這些即使做到了，由于運算單位的不同，你又怎么“合參”呢？
（三）“多主論”的邏輯錯誤
這個問題其實不需要過多的解釋。誰見過“多個”天下第一呢？如果有人忽悠你，說你和張三、李四、王二麻子都是第一，你能相信嗎？“多主”從邏輯上講就是“無主”。這么明顯的錯誤，居然還有人信。比如，有人將李虛中講的干祿、支命、納音身（以年為主）改為“祿主、命主、身主”，說這就是“多主”，并強調這是他的重大“創新”。可同是這個人，又在別的地方將“多主”定義為同時“以年為主”和“以日為主”，活生生捏造了一條兩頭蛇。不但全然不顧邏輯能否自洽，而且前后前后表述自相矛盾。與其說叫“多主”，倒不如說是“多變”。
（四）《三命通會》：“三命術”的圣經？
《三命通會》系統收錄了李虛中、徐子平等古法和今法的命學理論，保存了《玉井奧訣》《明通賦》等佚文，對命理文獻的保存具有不可磨滅的貢獻。它對納音五行的闡釋延續了早期祿命法的宇宙觀，又引進了 “胎元”“命宮” 等來自唐代星命學的概念。因此，它被《四庫全書》譽為 “自明以來二百余年，談星命者皆以此本為總匯”，堪稱命理學的集大成之作。從內容上看，“古法”和“今法”的篇幅差不多各占半壁江山。前面提到，萬民英確曾有個古今融合的想法。但他本人并未提出二者結合的論命體系和具體分析方法。
此外，自從《五行精紀》從韓國回流重刊之后，人們發現《三命通會》中有不少段落幾乎與《五行精紀》一字不差，而且《五行精紀》里面保存的“古法”內容明顯多于《三命通會》，所引的文獻種類也較《三命通會》更為豐富。因此，過度神化《三命通會》并將其奉為“古法”圣經，可能是因為對《五行精紀》缺乏了解。當然，還有一種猜測：硬要圣化《三命通會》的目的，可能是想拿萬民英講故事，引出萬公未完成的“事業”竟被我完成了的噱頭，成就某些人“五百年來第一人”的地位。但愿這純粹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吧。
（五）《蘭臺妙選》的局限
除了《三命通會》，還有人將《蘭臺妙選》也視為“古法”圣經，并搬出萬民英作注這件事為其張目。《蘭臺妙選》是重視“象”及干支特殊組合的一種命學理論。但嚴格來講，除了都采用納音論命之外，它與“三命術”可以說是兩個完全不同的體系，里面所舉例子大都是年月日時四柱，只有少數涉及到胎元。所以，將其奉為圣經，顯然過頭了。
其實，萬民英與今之無條件吹捧《蘭臺妙選》者是有本質區別的。他在《蘭臺妙選評注》寫下了一段意味深長的話：
雖然格局之說架空懸虛，包括廣遠，中間不論財官之有無，不論主本之強弱，不論歲運之向背，只以某干支見某干支，某花甲遇某花甲，某象數合某象數，或者不能無失。故子平之法徐居易尤得其實也。
這說明萬民英先生對僅憑大“格局”論命還是十分謹慎的，并非像那些倡導“復古”的“大師”們講的那樣。這段話，也充分暴露了《蘭臺妙選》的弱點。翻譯過來就是，如果不去看命局中有沒有財官等十神，不去分析本主（指年和日）的強弱旺衰，不去看歲運是否與原局配合，只憑干支之間的關系，用“象”和“數”合成的格局去斷命，就難免失準。言外之意，光靠這些所謂的“格局”是不行的，還是得用子平之法來分析。
因此，《蘭臺妙選》盡管在看“貴”命的時候或許有些參考價值，但真正要完整的分析命局，還是沒有子平法可靠。
陸致極先生著書與講學，始終保持一種開放的態度，繼承和發揚以“今法”為主的論命范式，同時廣泛借鑒已經驗證過的經驗和理法。其實，就中國命理學而言，如果不是打著“復古”旗號故弄玄虛，提倡研古何嘗又不是一件大好事呢？但是，怕就怕一些別有用心之人，壓根就沒深入研究過“古法”，甚至連書都沒看過幾本（他們的口號是反對“書房派”）就拿此蒙事兒。
如果你有幸看到本文，往后有誰再跟你談什么“復古”與“合參”，可能就要留個心眼了。
多說無益，就此打住！
附簡介：
陸致極，1949年生于上海，美國伊利諾大學語言學系博士。計算語言學家、當代著名命理文化研究學者、“時空基因”計量研究的開創者。
早年從事語言學教學和研究，出版有《計算語言學導論》、《計算語言學》、《漢語方言數量研究探索》等專著。
自2006年后，專注于傳統命理學研究，取得了豐碩的成果：
一、命理學史研究：著有《中國命理學史論》（2008年），此書是第一本命理文化通史性著作，具有里程碑的意義，有韓文譯本；《命運的求索》以及《古法論命綱要》。
二、命理體系和教材：《八字命理學基礎教程》、《進階教程》和《動態分析教程》；《現代八字命理學綱要》、《命學擷英：陸致極八字理論集》以及《細理干支：六十日柱新探》；還有《八字與中國智慧》。
三、出生時間與健康、疾病的專題研究：《又一種“基因”的探索》、《解讀時空基因密碼：輕松知道你的先天體質》和《疾病早知道：再探時空基因密碼》。主張在傳承的基礎上，應用大數據和現代數理統計工具，拓展研究領域，實現命理學的學術化、現代化。
